【文章精选】肖涵丨社会结构演变中门禁社区的包容性治理丨2023年第2期

社会结构演变中门禁社区的包容性治理

◉肖涵

【摘要】门禁社区成为很多城市居住方式的一个共同特征，并引起了多门学科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社会结构视角解读门禁社区的生成和效应，挖掘门禁社区在这一过程中既作为因又成为果的复杂现象，进而更好地寻找到对门禁社区的包容性治理。即从消费结构差异、团体格局失衡和社会阶层极化等方面深究西方门禁社区生成的社会结构原因，并剖析门禁社区社会效应背后有关社会安全、平等和公共空间危机的深层机理，在此基础上试图更新门禁社区治理的现有理念。中国的门禁社区也同样不能在社会结构之外独立生存，并与西方门禁社区存在诸多共性，在治理过程中也需要包容性，不能实施一步到位甚至激进的公共政策，而要寻求社会与门禁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结构；门禁社区；社会安全与平等；公共空间危机；包容性治理

【作者介绍】肖涵，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政治学系主任，xia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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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肖涵.社会结构演变中门禁社区的包容性治理[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3,12(2):144-156.

—文章结构—

一、工业社会结构建构中的西方门禁社区

（一）工业社会建构中的社会、共同体与社区

（二）社区门禁化现象

二、社会结构演变中西方门禁社区的生成原因

（一）消费结构差异

（二）团体格局失衡

（三）社会阶层极化

三、社会结构演变中西方门禁社区的效应剖析

（一）门禁社区能否带来社会安全

（二）门禁社区是否导致了社会不平等

（三）门禁社区是否造成了公共空间危机

四、社会结构演变中门禁社区的包容性治理

（一）宜居：作为生活交往空间的社区

（二）善治：作为治理共享空间的社区

五、进一步思考中国门禁社区的治理

在很多国家，门禁社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很多城市景观的共同特征，在购房者中也越来越受欢迎，并且以不同大小和类型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分布在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和非洲。门禁社区被很多人定位为一种反映了城市空间规划和社会关系转型的全球化住房开发形式 ，在美国本土初期是由中上层阶级建立的居住隔离区，代表了城市化过程中新建住宅市场中很大一部分，随后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到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的助推很多地区纷纷效仿，甚至在多数城市呈快速和戏剧性增长。在中国，随着住房改革门禁社区急剧增加，有80%以上的新建楼盘采用了门禁社区这一方式，并逐渐成为城市中主要的居住方式和空间结构特征，目前大约有30万个封闭社区分布在中国的城市中。这引起了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极大的兴趣和争论，成为一个多学科研究的热门话题。但已有研究中采用非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较多，主要遵循恐惧文化和俱乐部商品理论的分析路径。包括国内的有关门禁社区的研究在早期主要围绕对国外门禁社区研究的介绍和述评，随后逐渐转向对中国门禁社区的分析，通常也是借鉴国外俱乐部商品理论路径，与本文的社会结构分析视角存在显著差异，且不利于科学全面地解读门禁社区。首先，恐惧文化视角主要阐述了对暴力、犯罪等因素的恐惧和对安全的追求驱使人们选择了门禁社区，停留在对这一现象的介绍和客观描述上，并未进一步剖析背后的驱动力，那么居住隔离可能会被简单地合理化。其次，俱乐部商品理论主要是阐述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门禁社区是私有化中个体的经济选择结果，于是偏好中立甚至褒扬的立场。例如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跨国投资纷纷在北京设立分公司，门禁社区这一不同的生产与消费方式能更好地满足外籍人士的需求；Yoonseuk Woo和Chris Webster更是认为门禁社区这种俱乐部产品能够与市场、市政府实现共同进化。

有关门禁社区的研究目前还没有直接从社会结构这一视角审视的，其中一些分析与社会结构内涵有部分重叠，但多数叙而不议，未深究门禁社区效应背后的社会问题，而是集中在对门禁社区的积极与消极效应争论上，且都将门禁社区视为原因、社会效应视为结果，即门禁社区本身产生了这些效应，因此最终落脚于单一地促进或消除门禁社区的政策建议。首先，一些研究有将社会结构单一化和肤浅化的危险，也均未分析社会结构变化背后的原因。例如从社会阶层视角的分析主要依据收入这一单一标准，缺乏分析的多样性支持；有研究从风险社会视角分析门禁社区的显著价值并提出通过推行门禁制和提高城市可达性的并行方案，有将这一视角分析肤浅化的危险；也有研究从边界理论视角分析了门禁社区中包含的复杂社会关系，并建议不能贸然拆除围墙，另一些研究提出门禁社区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投影，也会阻碍社会交往、加剧社会隔离，但都未深入分析系统论背后的故事。其次，占比较高的观点对门禁社区的看法是消极的。例如有些研究批判门禁社区助长了城市的隔离主义倾向，导致公共空间的匮乏，产生了经济悖论，增加了城市的不平等和各种政治、宗教与种族冲突，甚至带来更大更多的不安全感，等等。因此这类研究要么提出了消除门禁社区或提倡混合居住模式的建议，要么停留在微观的物理操作层面，如改善户外设施、雨棚和遮蔽物，这通常让人担忧是否会治标不治本?最后，也有一些从中立和积极角度看待门禁社区的研究观点。例如有研究将门禁社区理解为培育社会凝聚力、提高社会安全，是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建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至少没有威胁到公共权力。因此这部分研究主张保留或扩张门禁社区建设与发展，但不禁也让人担忧会不会加剧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不同于已有研究的偏好，本文提出任何一个门禁社区都不能在社会结构之外而独立存在，并以社会结构为中介剖析为何需要、如何进行门禁社区的包容性治理，深究门禁社区生成的社会结构原因及其社会效应背后的深层次机理，在此基础上更科学全面地创新门禁社区的治理理念。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社会结构这一视角不拘泥于现象描述的恐惧文化路径，而是揭示这背后人们日益增长的高质量生活需求与国家维持社会基本需求能力之间的不平衡，导致了包含安全追求在内的消费结构差异；不同于俱乐部商品理论对门禁社区中立和褒扬的立场偏好，社会结构视角揭示了这种俱乐部商品实质是近代生成的个体自我意识与工业社会团体格局的冲突失衡；也不同于社会阶层分化对单维度、中上阶层的关注，本文是选择从社会阶层极化视角分析经济社会多个标准维度下门禁社区的生成，并主张极化程度从局部的中上精英阶层扩张到了大众层面进而影响门禁社区。第二，不同于已有研究仅将门禁社区视为原因，止步于对社会效应的单向度分析，导致治理方案被质疑，从社会结构视角会发现门禁社区与社会效应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它既是因也是果，会复制甚至加剧负面效应，也是社会结构转变的后果，因此不能进行单向度治理，而需要从包容性治理中提出治本之策。

一、工业社会结构建构中的西方门禁社区

西方社会近百年来形成了以人群（包括无联系但有共同特征、有一些互动但联系松散、有持续紧密联系的社区）、区域（分为邻里、市镇、国家和国际范围的社区）和网络（即无边界社区）为基本要素的社区世界，景象十分壮观。作为一种生活与治理方式开始流行的社区在西方社会结构建构与演变中逐渐浮出水面，可以通过社会与共同体这两个概念的比较审视这一发展，而门禁社区作为社区的一种形态在很多地区蓬勃发展。

（一）工业社会建构中的社会、共同体与社区

共同体与社区都借用“community”一词，因此谈论社区离不开对共同体的关注，而共同体经常在与社会这一概念的对立层面上使用，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滕尼斯就区分了传统的、家庭的、情绪化的农村“共同体”和契约的、个人主义的、理性的城市“社会”。帕克也提出人类生活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相互竞争，即“社会”，二是人在传统、纪律和道德等层面的相互合作，即“共同体”。可见，此处的“共同体”以母亲与子女关系、夫妻关系和源于同一母体的兄弟姐妹关系这三种类型为胚胎发展，衍生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等关系。这种“共同体”理念有助于表达人们彼时对抗理性社会、回归共同情感、实现伦理生活的愿望，而这里的“社会”是由削弱了自然纽带而独立的个体构成，彼此间有着交换、缔结契约甚至否定的关系。可见“共同体”与“社会”是有明显区别的，“只要它们建立在直接的相互肯定的，因而即本质意志的基础上时，它们就是共同体式的关系；相反，只要这样相互肯定是理性化了的肯定，即它们所根据的是抉择意志时，它们就是社会式的关系”。

从用法来看，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概念有相近之处，都可以用来比较界定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人类社会发展中就是以不同形式和性质的共同体方式出现的。工业社会以前的共同体正如滕尼斯等人所言，强调成员之间共同的归属感，对整个集体及其成员具有一种道德责任感，当面临危险时就会采取一致行动，而他们所指的“社会”却是一种工业社会共同体。这一思想展示了从农业社会转型到近代工业社会中集体生活的变化，并且这种转变的总趋势从现实层面来看是不可逆的，尽管一些学者们想以“家元共同体”为参考系对“社会”进行反思并对回归前者寄予厚望。这一近代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将原本相互封闭的共同体融为一个社会，人们不需要只建立在血缘基础上去生成关系，并在社会基础上建构了国家及其政府。社会为人们根据契约谋求各自利益提供了平台，即使更多人之间没有原初共同体中的血缘关系，国家的义务则是保障和约束这个平台，这就是近代文明中对“社会-国家”结构的建构，解决了启蒙思想中的“自然状态”问题。从理论上来看，打破了一个个封闭共同体的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公共空间和生活，促进原本没有自然纽带的个体之间进行社交互动，实现平等和自由，这种具有共享性质的公共空间主要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公众可以平等且不需要支付较多额外费用即可使用，而国家的责任就是维持社会这个空间的共享性。

共同体与社会不同的是，前者还可以直接用来形容不同的人群，这个层面的共同体内涵会与社区有重叠。大致从20世纪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展示了对“community”一词的偏好，并且从这一时期开始，在实践发展中，社区作为共同体的另一种形式席卷了全球。一来在理论层面上，从“community”考察人类历史相对而言更简化，并且能够揭示工业化过程中建构的公共空间和生活的现实运行情况，即这种对个人生活的抽象形态并不是那么美好。例如有学者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提炼出各类共同体范畴：农业社会的共同体具有自足性、同质性，即家的特征，而在工业社会族群不断分化、社会也不断分化为不同领域，即使是同一个领域也会因为利益要求、兴趣偏好等不同而产生不同族群。因此“community”更能直接反映工业社会中人群的结构化。二来在实践发展中，随着通信、交通、商业等发展，曾受到地理位置限制的共同体不断稀释和扩展，在整个20世纪，大到国际社会、小到生活圈内，因具有共同目的（生活、工作）或身份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都被称为“community”，如网络社区。从某种角度来看，社区的出现与工业社会的形成一样是不可逆的，尤其是门禁社区的开发和利用会对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当然，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社区大致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以后。

（二）社区门禁化现象

社区有多样的形式，门禁社区这一重要人工产物是近20年来增长较快的一种居住方式，代表了一种公共空间私有化现象。门禁社区最主要的是一种日常生活领域：有物理屏障、安全监控和人口控制，谢绝其他无关公众进入；通过封闭的形式，使空间和服务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仅限于该集体内的居民；同时，由专业管理公司和自治组织提供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具体而言，封闭的城市住宅区被“同质”的社会群体占据，集体空间通过安装安全装置限制进入而私有化，为区域内居民提供安全，这种限制不仅是对个人住宅，还包括该地区的街道、人行道、社区设施（学校、医院和娱乐休闲）甚至工作场所等，只有支付定期强制性维护费的居民可以使用，这也是在传统封闭住宅中不常见的特征。社区内有一个私人管理机构——业主协会，负责执行内部规则，自治监督公共财产、保护公共安全，负责道路维护，建立并遵守法规和限制性条款，根据收入、种族或民族等条件排除潜在买家。与流动的、多样的、开放的社会公共空间不一样，这种利用边界保护隐私和财产的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在西方甚至可以排除地方政治的影响。例如，在20世纪末阿尔及利亚很多豪华门禁社区就是为了尽可能地规避政治动荡和不安全因素而生成的。

19世纪大多数工业国家普遍采用的还是开放式社区，但一些零星的门禁社区现象很早就存在了，并不断扩散，门禁社区的流行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事情。19世纪美国一些富人以家庭庄园和度假为目的，用高铁丝网围住住宅，也有一些富人阶层的社区因为种族和文化等社会冲突，通过提高准入规范将低收入阶层排斥在外。到了20世纪早期，美国东海岸的贵族和家庭也建造了封闭的住宅以寻求隐私、威望和保护，圣路易斯房地产开发商甚至向精英商务阶层提供包含私人街道的住宅，成为美国第一个通过设置门禁而使公共街道私人化的城市；还有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州等地出现了退休门禁社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上层人士（主要是白人）出于房产保值、种族隔离、威望等目的而不断增加了对门禁社区的选择，但白人的门禁只是社区发展的一部分，一些拉美裔移民和其他群体最终也选择了门禁社区。随着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在过去的20年里门禁社区在全球多地出现，在美国，门禁社区呈指数级增长，到90年代末在私有化住区中已经有1/5都是门禁社区形式。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城市都出现了封闭式社区，先是用围墙和先进的安全设施将其与周围隔离开来，接着又建造了高层公寓大楼，甚至发展了面积超过300公顷、居民达到1万人的大型社区项目，连接几个专用住宅区的公路等基础设施都被私有化。欧洲、亚洲、南美洲、非洲的门禁社区也都随之蓬勃发展。

二、社会结构演变中西方门禁社区的生成原因

从社会结构视角来看，尽管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近代文明建构了社会-国家结构，但工业社会并未按照理论设置发展，也正是在这一社会结构的现实演变过程中生成了门禁社区，其中消费结构、团体格局和社会阶层是社会结构中影响门禁社区生成的重要因素。

（一）消费结构差异

消费结构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消费结构发生着变化。在传统的西方政治学建构中国家与社会各司其职，国家保障人们的基本需求并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基本需求可能是单个个体无法承担的，这也为国家及其政府存在提供合法性。当然政府治理基本是依靠税收和财政，但经济等多重因素会影响纳税意愿和能力，因此公共服务水平常常受限。当市场化与私有化发生，私人领域渗入公共空间的公共物品中，由消费者支付公共产品，空间私有化也通过建立物理壁垒、产权和法律拒绝其他非消费者享受一定空间内的集体产品和服务。因此随着财富积累那些不满足于基本服务水平，且有能力并愿意购买某项产品和服务的人们选择集体分担成本，典型的代表就是门禁社区。最初，门禁社区是一种高于基本需求与服务的经济（消费）选择，尤其上流社会阶层将其视为不为非共同利益的他人承担过多责任的一种策略。例如，当一些居民对当地城市治理不满时，他们会采取退出选项，支付额外费用搬到门禁社区，自愿选择私人治理满足自己的偏好，并将其他不具有相同支付能力的人排除在外。作为一种消费俱乐部的社区，在很多学者看来能够弥补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不足，避免“搭便车”和公共干预问题。因此门禁社区的生成兴起大多被认为是中上阶层为了隔离风险，寻求私有化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积累财富的人群。

当门禁社区作为一种商品，人们的消费动机必然是差异多样的。首先，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这种安全既包括客观需求也包括主观感知。人们对曾经提供公共安全感的传统机制的信任在减弱，“社区内公民开始选择超越依赖于州和国家级权威机构的行为方式，选择超越依赖于投入时间、能源及各种资源数量与其他社区进行经济竞争的行为方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多元化社会群体成为不同社会和文化认同的基础，城市变得更加异质化，结构演变中产生的不平等、贫穷和失业而导致的犯罪有增无减，人们对一个没有恐惧、没有犯罪甚至没有异质的社区渴望增加。有研究就佐证，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市非门禁社区上报的犯罪数量是门禁社区的25倍，在门禁社区的住宅单元比非门禁社区的住宅单元会经历更少的盗窃。并且，当犯罪现实与犯罪感知脱节形成恐惧文化时，也可能促使人们选择门禁社区，例如，在欧洲人们经常被笼罩在一种对移民的恐惧文化中，且一直被媒体放大，门禁社区被认为是限制和避免恐惧的必要空间。其次，门禁社区也满足了人们其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生活在门禁社区中的居民在寻求特定的价值，可能是社区感（邻里关系、友谊等）、声望（收入、地段、房屋质量和品牌、社会经济阶层等）或生活方式（景观、基础设施、密度等），与门禁社区相关或周边的教育与医疗服务，也是吸引很多家庭的重要因素，而这些都需要建立在消费能力基础上。

（二）团体格局失衡

工业社会的团体格局运行包含了三项基本要素：个人、团体和政府（公共领域）。费孝通先生在形容西方现代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异时使用了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的概念，所谓团体格局是以个人为本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因不同因素而成团体状态，当然从差异性个体和团体中可以提炼抽象出公共空间和生活。尽管工业社会也有着共同体形式，但不同于农业社会或者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性质，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由扮演着不同角色的个人组成，这与农业社会亲缘体系中混沌的个体利益和意识（不具备近代文明中公私观念）有着根本差异，因此很多学者将工业社会界定为原子化时代。不可否认的是，工业社会中以个人为原点的利益觉醒激发了更多的创造力、科技和财富积累，同时工业社会也是一个由不同领域、阶层和专业族群构成的团体化组织化社会，在此基础上工业社会建构了公共空间与生活，国家及其政府成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核心主体，例如近代西方福利国家。

门禁社区是团体格局失衡的一种表现样式，这一过程中政府福利改革和个人及其团体要求一拍即合，但也让此前受到一定规制的不平等迅速加剧。首先，政府福利改革是主动行为，政府急需摆脱福利国家的困境。在后福利时代，西方主流国家都主张个人和家庭是解决社会再生产问题的新主体，强调个人应该承担消费者义务并对消费行为负责，因此国家及其政府在福利领域日趋保守，通过付费实现资源分配效率的门禁社区就是采用私人治理的方式应对政府公共支出减少的困境，克服政府在公共物品分配上的不足。甚至，在凯恩斯福利体系解散后，西方市场通过私人治理提供高端服务实现利润最大化，地方政府和市场可通过社区分别向社区居民征收税与费（如房产税、物业费等），这使社区成为提高地方收入、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和城市扩张的“现金奶牛”。地方政府愿意看到并主动促进市场化，在过去几十年里，很多地方政府非常乐意促进城市空间私有化，城市营销是其中一项常用手段，以吸引具有较高社会经济阶层的人。例如美国瓜伊纳沃市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塑城市空间，城市营销在门禁社区推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市政府也采用市场营销的方式吸引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又如，不同于传统的宗教飞地，伊斯坦布尔的一些伊斯兰门禁社区专门迎合中产阶级，住房发展机构同政府、投资者合作，不断向中产阶级推销门禁社区，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伊斯兰门禁社区在经济阶层方面具有同质性。

其次，个人价值理念复苏，门禁社区是个体及其团体争取福祉和利益的载体与产物。在政治层面，个人希望通过社区这一自治管理单位影响政府和代理人的话语权，或者影响后者的决策方向，至少可以在公共空间之外有个备选方案。当地方市政当局未能使用重要的公共规则和工具满足公民要求时，门禁社区是一种退出选择；当地方政府根本无法提供某些所需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时，这种退出选择尤其强大。在经济层面，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受到去监管、去中心化、私有化和商品化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个体对门禁小区的认同感有所加强，希望将住房市场从国家管制中解放出来，实现内城与外郊空间的重新规划。新自由主义在社区发展中就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分离、隔离和圈地定义了家和归属感，常常也反映出社会的私有化甚至分裂。这场几乎席卷了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否定公共力量对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干预，在全球化背景下，受到跨国意识形态、话语和网络等因素影响，自利驱动的投资者也因此在城市空间私有化中寻求利润和吸附资本，全球资本主义引发的社会空间分异遍布多地。

（三）社会阶层极化

公共空间和生活的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前者的价值在于对不同阶层的融合和整合。社会阶层是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但在社会结构演变中社会阶层发生着分化甚至极化，给国家与社会带来巨大影响。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社会极化程度不断增长，尤其是扩散到大众层面，在经济政策、种族、移民、医疗改革、堕胎与同性恋、枪支管控、对外战争、气候变化、人类进化、干细胞研究等多个领域存在较极端的立场。例如在医疗方面，根据2019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大众对《平价医疗法案》的态度分歧较大，50%支持和48%反对该医疗保健法，基本分化对立。又如，在政府与社会关系上，54%的美国人希望政府为解决国家做更多的事情，几乎完全对立的是41%的人认为政府应该把更多的事情留给个人和企业去做。在一个处于两极分化的社会阶层中，人们会从温和立场转向更极端的立场，社会中正常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越来越沿着不可调和的维度排列，人们越来越多地用“我们”与“他们”来感知和描述政治和社会。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和极化，公共空间发生了碎片化现象，社会中产生了一种疏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我们缺乏感情联系，对于我们自身和他者关系存在潜在关联的事情缺乏关心”。

门禁社区既受全球趋势影响，也受地方性阶层因素的持续作用，才会在门控原因和效应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是社会分裂和极化的象征。例如，在土耳其的一些大城市中，宗教与政治紧张关系使公共空间更加碎片化，导致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与公共空间隔离。尽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反歧视立法和各种社会团体、社会运动、联邦和地方机构努力，种族隔离水平也一直没有什么本质变化，人们并没有找到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发展出了一种非常强大的隔离制度：门禁社区。又如，Walks在比较加拿大三个都市27个门禁社区与非门禁社区的选举参与和党派倾向后发现，门禁社区的居民确实存在右倾倾向而支持保守党，与非门禁社区居民相比，支持左翼政党的可能性要小。20世纪60年代，欧美一些城市因为城市中心衰落引起犯罪、环境和交通等问题而爆发社区居民抗议运动，社区成为人们争取福利的载体，也因为不同利益诉求而形成碎片化空间分布。再如在东南亚一些特大城市中，低收入人群边缘化与住房极化存在密切关系；巴西贝洛奥里藏特市第一个门禁社区也是精英飞地，门禁社区中休闲和欧洲风格的生活方式与周边贫困群体居住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三、社会结构演变中西方门禁社区的效应剖析

与近代社会生成一样，社区这一基层生活与治理方式是不可逆的，社区是最小的治理单位，是城市中一个经济单位，也是不同群体的生活、价值与利益的集聚。门禁社区为消费者提供了安全、美观、多样化生活方式，强化了内部居民利益和权利，也能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但门禁社区客观上也加剧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只不过它不是问题的根本而是一种表征。

（一）门禁社区能否带来社会安全

在差异化消费结构中，安全是消费者选择门禁社区的重要因素，无论这种安全依赖于物理设施还是“同质”的社区意识，但人们对门禁社区与安全的关系并没有统一的定论。一方面，门禁社区增加个体和社会安全的效应是获得部分人认同的。例如LA Addington和CM Rennison利用美国犯罪受害调查数据对比门禁社区和非门禁社区的盗窃受害情况发现，门禁社区的住房单元比非门禁社区遭遇的盗窃更少；G Sun和C Webster对中国南昌市46个社区中的2 404名住户进行调查，发现门禁社区的犯罪率相对较低；等等。另一方面，还有很多观点质疑门禁社区能促进社会安全，认为门禁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将犯罪转移到了其他区域，而不是从整体上减少犯罪。例如F Obeng-Odoom通过对马来西亚和加纳的门禁社区进行调查发现，相对贫困的加剧使门禁社区居民感到对安全的渴望变成了幻想；B Tanulku对伊斯坦布尔两个门禁社区居民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并结合行政人员提供的统计数据发现门禁社区也会生产新的风险；等等。我们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不断增加的时代，如公共卫生事件、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威胁和核事故等，超出个体控制范围，个体很难对这些行为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门禁社区是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焦虑的回应，人们加固自己生活环境试图将风险降到最低。从这一层面来看，门禁社区不再被看作物理和空间的事物，而是一种理念，体现风险社会中集体心理的建构：人们对传统公共管理越来越没信心，却对风险的感知越来越强烈，引发更为普遍的恐惧和焦虑感，个体化集结越来越流行。不过，尽管人们用围墙把自己包围起来试图与社会上的不确定性相抗衡，但门禁社区并未给社会带来绝对安全，甚至围墙越坚固，门禁社区内的人会感到越不安全。原初保护居民免受外部伤害的边界（墙、栅栏或森林）成为不安全的来源，人们面临更多更新的不确定性和焦虑。尽管社区成员可以建立强大的社群关系，但门禁社区也加深了社会文化的碎片化和空间隔离，在内部和外部之间创造分离，进一步改变他们对他人的体验，引发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和怀疑。

门禁社区并未改变甚至加剧人们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根源于其背后风险社会的建构，这种恐惧文化与社会风险程度的增加有关，门禁社区就是对风险所带来的焦虑的回应。在工业化过程中，亲缘体系被瓦解稀释，个人之间不愿也不能依据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建立关系，因为在原子化社会，他人成为不确定性来源，而由竞争建构的空前匮乏激发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使整个工业社会循环升级为风险社会。人们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就感知到在陌生化社会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和增加，例如对“自然状态”的发现，因此设置社会契约希望将原本相互封闭的共同体融为一个社会，并在社会基础上建构了国家及其政府促进交往，追求确定性。契约这一稳定且功能性中介为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提供依据和确定性，但也普遍出现了工具理性追求，即社会治理目标是在基于个人利益的原子化中寻求同一性，社会治理体系运行从属的是形式合理性，导致对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控制或扼杀，这是对人的物化，造成更多人类社会风险。例如，工业社会中典型的契约与工具理性追求方式——官僚制组织，彼时它承担着社会风险治理的功能，帮助人们寻求效率和确定性，外界环境对于组织而言是主要的不确定性来源，但官僚制组织应对环境的思维是比较线性的，通过控制和结构化等方式，却造成组织不断刚化和巨型化。这种治理理念破坏着人与人之间开放的、交往的社会性，祛除实质理性和道德因素，无视仅仅依赖工具理性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而威胁社会安全。可见，官僚制组织通过控制不确定性实现社会管理，但却累积更多被无视或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性，事实也证明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就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风险社会，同样，仅仅希望通过门禁社区（加固围墙、无视风险）带来社会安全也是不可能的。

（二）门禁社区是否导致了社会不平等

政府和个人在团体格局中失衡会恶化社会平等问题，因此门禁社区的流行并没有缓解社会不平等甚至加剧问题的严重性。门禁社区既是对房产价值的保护，也是为了维护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空间不平等，前者甚至希望实现“空间净化”，认为“贫穷等于肮脏”，并且门禁社区会给他们带来市场增值、配套设施服务、社会资源等。因此门禁社区暗含并加剧社会不平等。一是，市场价格下的社会资源不平等。就房屋质量或安全系数等因素而言，门禁社区的市场售价较高于一般住宅类型是合理的，也是人们对更高消费产品的需求和选择。但一些门禁社区售价往往高得离谱，与市场竞价行为有关，并不符合市场的运行规律甚至是市场失灵，导致弱势甚至中等消费者被进一步边缘化。通过人为的竞价行为将更多人排斥在门禁社区之外是不平等的，对于那些没有办法选择更好条件门禁社区甚至只能停留在恶劣居住环境和配套服务中的人们，本身就是一种非正义。并且，当少数强大的行动者对货币交易与流通拥有霸权控制时，由市场竞价促进精英消费的方式会对其他人进行归化，强化消费者的精英地位和特权，而其他从属地位会被固化和培育。二是，配套设施下的公共服务不平等。同一城市不同门禁社区或者同一民族国家内不同地区的门禁社区在相关设施上的差距过大。例如，雅加达低收入门禁社区的供水比高收入和中等收入门禁社区更缺乏；也有研究评估发现南京市开放式社区比门禁社区进入公园的限制更大。长此以往，门禁社区可能会成为中心旋涡，吸纳各种社会资源和服务，而周边边缘则与之形成鲜明落差，对社会平等与共享并无助益。

不过，我们更愿意使用复制一词来形容门禁社区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复制表明门禁社区不仅没有解决原初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还进一步扩散了问题的影响，但也说明它并不是社会不平等的始作俑者和根源。例如在门禁社区出现以前，美国城市中已然存在种族隔离和阶级排斥，当城市居住区的实际边界被拆除后，社会不平等也并未消失。从历史发展来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平等公平并没有成为西方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发展是经济社会的长期主题，配合公共领域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规则试图实现社会的稳定运行。所谓少数和多数从结果来看是公共领域的受损方和受益方，在理想情况下大众之所以愿意接受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愿意承担少数派后果，在于“我在这个政策议题中是少数，但另一项政策议题中会是多数”，但在现实运行中往往这波少数派被不断绝对化和结构化。也就是说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公共领域的运行规则并没有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公平，总有部分人一直在负重前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的兴起和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思想是对社会平等问题的回应，但西方政府的经常性做法是将福利紧缩或社会公平问题的责任转嫁给个体尤其是底层大众，同时当诸如新自由主义等思想流行并落实为治理方案，20世纪后期以来门禁社区的发展再次证明西方社会的平等问题仍悬而未决甚至加剧。

（三）门禁社区是否造成了公共空间危机

公共空间理应包容着不同社会阶层及其诉求，阶层极化并不利于公共空间融合和公共利益实现。此处空间可以做两个层面理解，一是物理空间，二是公共领域。首先，从物理空间来看，门禁社区在给人们提供隐秘、安全的私人空间时，也使公共空间和资源变得贫瘠，尤其是缺乏城市规划的地区，会造成空间浪费和不平等。例如在欧洲一些中等规模的城镇中，门禁社区占有街道和高速公路使其他公众不得进入，客观上产生大量“自给自足”的贫民窟，但其实这些贫民窟是被强制带出公共空间的。其次，从领域层面来看，门禁社区大多是“同质”飞地，这种同质可能是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或政治方面的，将人们从更大的公共领域中分离出来。这促使城市空间的碎片化，增强居民与社会其他成员隔离感，该后果不利于社会黏合，将空间和人从公共领域中移走进而威胁到公共生活。例如在土耳其，很多上层精英通过门禁社区将自己与伊斯兰教徒分开，这种社会隔绝进一步加深了土耳其政治文化的紧张关系，降低了社会交往和弥合的可能性。但是在中国，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对象——非汉族居住区，无论是被界定为社区还是共同体，从历史发展来看，它们没有被定义为一种社会隔离，在现实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导致公共领域分裂和危机，而20世纪后期的西方，门禁社区却加重了社会隔离和分裂效应。可见门禁社区与公共空间危机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不能简单认为封闭空间是公共领域危机的主要原因，与门禁社区威胁到公共空间和生活这一问题并不能等同。那么西方公共空间和生活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门禁社区是公共空间危机的一种症状，是对政府提供和维持公共领域能力信心下降的结果，西方历史上政府提高公共职能效益的滞后性使很多人包围了自己的生活空间。与同一性不一样，公共生活并不是对差异性个体的简单通约，而是对个人及其团体生活的抽象，通过政府治理活动追求公共利益是公共生活的一种结果和具体化，但不幸的是在现实运行中无论是公共生活还是公共利益都被打了折扣，到20世纪后期人群的极端对立和分裂使人们意识到公共生活明显陷入了困境。政治生活是典型的公共领域并且在代议制度下运行，当政党精英向公共领域渗透时就排挤了公众参与的机会和热情，并将其限制在表达领域进行季节性参与，国家权力机构（如议会）也沦为政治认同工具，弥漫着集团利益的竞争，公共利益被篡改，公共领域结构发生转型。当然，原子化社会为了对抗公共领域的异化也选择了不同应对方案，例如社群主义就试图让社群团体与传统公共领域的官僚制组织形成竞争而分享公共生活，但并没有改变后者的支配地位，那么不同的社群团体形成的不同身份认同也就造成公共空间的进一步分裂。门禁社区产生于这一背景中，其效应也只是对这一公共领域结构性转型的回应。

四、社会结构演变中门禁社区的包容性治理

不同于已有观点对门禁社区效应的单一认知，我们认为，在消费结构分异、团体格局失衡和阶层极化等社会结构演变中生成的门禁社区效应是复杂的：在工业社会建构的风险不断升级中，门禁社区是对此类焦虑的回应和防御机制，但并未改变甚至加剧社会不安全感；在西方民主规则运行中，人们的利益分配被结构化而政府在福利领域日趋保守，尽管门禁社区确实制造了社会不平等的复制效应，但并不是后者的始作俑者；在代议制和精英治理向公共领域渗透中，公共利益被篡改，公共领域发生结构转型，门禁社区只是公共空间危机的一种症状和保守方案。因此需要审慎对待社会结构演变中门禁社区的本质和效应，在兼顾宜居和善治的包容性治理中克服裹藏于西方风险社会、社会不平等和公共空间危机中的门禁社区问题。

（一）宜居：作为生活交往空间的社区

一方面，从多元化消费结构和需求来看，门禁社区是因为生活而将人们关联在一起，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交往内容，而这一根本属性是有利于公共空间黏合与发展的。正如学者们总是有着关于门禁社区的“滕尼斯愿景”，归结到底还是希望将社区定位为生活空间，并且存在于生活领域的社区首先是一种经济选择、一种消费结果，无论是受到全球资本和投资还是国内市场影响，最终都是一个以休闲和交往为主的生活空间。作为生活空间的门禁社区，我们需要承认人们追求高于社会基本需求水平的更高质量生活，有助于刺激社会的整体进步：“从一个角度来看，社区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更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坏事。如果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意味着增加其他人的成本，也并不必然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也可以激励其他人去为自己创造追求更高质量生活的条件。”这样的生活空间对自我治理提出了要求，需要“通过创造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使社区成为一个‘生活共同体’”。当然，即使是一种生活空间，并不表示门禁社区的社会交往和自我治理只能依赖邻里或日常生活领域。有研究通过对温州市11个门禁社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门禁社区中邻里互动并不是地方依恋的决定性因素，邻里互动已经不完全是传统社会时期的内涵而是依赖私人治理实现；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邻里关系的认知，因为94.3%的居民对于“我的邻居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这一问题持有积极态度。这表明人们的社会交往和自我治理并不局限在门禁社区以内，而是分布在门禁社区内外的所有公共空间，门禁并不必然隔离人们的流动和日常交往，自我治理则会在不同领域穿梭、扩散，增加公共空间的黏合度。尽管有些观点认为以家为代表的日常生活领域是通过创建边界来实现的，但这是工业社会早期领域分化背景下的故事，20世纪后期以来日常生活领域（如家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不断融合，例如社会组织就难以只归入某一个领域。阿仑特的思想中曾多次指出，对人的价值保存最完好的日常生活领域会使工业社会不断异化的公共领域得到治愈，而不是人与人的隔离，当然这不同于回归滕尼斯愿景。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个人消费结果，社区中天然存在着安全需求，不同于传统公共空间中代议制度下的精英治理方式，这样的生活空间对自我治理有着本能的需求，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方式可以因时因地具有多样性，而不仅仅以政府为唯一治理主体。如前文所述，在工业社会，风险社会宣告了完全依赖契约、竞争和控制等官僚制组织因素时代的终结，要寻找门禁社区治理中的非官僚制组织因素。政府如何进入社区决定了日常生活领域多大程度上政治化，而政府与日常生活领域应该是有中间阈的，否则失去缓冲地带后，后者可能会直接冲击前者。当然政府本身要在新时代环境中不断反思治理理念与方式，传统管理方式已经无法适应，需要积极寻找合作。同时在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的境况中，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无一幸免，要提高门禁社区及其人员应对风险和维护生活权利的能力，合作的效果十分显著，更需要“通过互助共济，构成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想与道德境界，提倡诚信友爱、奉献，使社区成为一个‘精神共同体’”。并且在面对私人治理和公共治理失范时，人们能够作为基层力量合理合法地参与和解决问题，维护和谐的生活空间。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作为生活方式的特点更鲜明一点，这样形成的社区认同，作用可能更大一点。如果我们能针对目前的实际情况，逐步引导人们在社区层次上，一步步走向自理，扩大民主生活的基础和范围，就会从最基本的层次上促进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优化合理的社会生活，使我们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实实在在地上一个台阶，也为中国城市建设建立一个重要的示范”。

（二）善治：作为治理共享空间的社区

城市是不平等的静态容器，门禁社区也一样，如果仅将门禁社区理解为生活交往空间，那无法解决与社会平等相关的问题。一个社会无法共享可能是受到物理隔离的影响，但最深入、最关键的还是源于社会不平等问题，因此尽管门禁社区是作为经济选择、消费结构差异的结果，也同样蕴含着不平等。发展是经济社会运行的主题之一，但在长期的西方民主规则运行中西方社会并没有深入关注被发展遗忘的人，甚至任由个人主义畅行和政府在福利领域日趋保守，门禁社区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中生成的。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个人及其城市的主要功能并没有被界定在生产而是消费上，例如（公共）住房、交通、医疗和休闲设施等这种高投入、长时效的集体消费品是以利润为目的的私人资本不愿意生产的，因此只能越来越多地依赖政府。但当税收一定，集体消费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时，政府也会感到吃力，导致供给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有能力的人会逃离集体消费，无力逃脱的人则停留在集体消费中，久而久之，依赖集体消费生活成为贫困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我们不得不承认政府不能也不需要解决一切问题，那么它在门禁社区治理中的角色是什么?可以看到，在走向社区自治的趋势中对集体问题的自我治理说明我们需要对自己负责，但目前社区中的个体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并不平等，伴随着与他者的疏离和分化，无法实现真正的共享，此时需要政府提高个体公平发展的治理能力。

从门禁社区治理角度来看，首先，政府要通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个体自由选择是否进入以及进入何处门禁社区的能力。门禁社区治理在宏观层面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在社会不平等背景下有能力的人可以有退出选择，而无力退出的人则被迫停留在基本需求供给范畴。为了满足社会及其个体不断增长的集体消费品需求，政府治理可在技术和制度等方面提高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优化再分配制度，提升居民收入与福利。一直以来，技术创新被视为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尤其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经济未来可以依赖于智能资本和设备资本投资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政府在基础设施、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投入和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但政府在投资结构和再分配治理方面亟需优化，尤其是对不同类型再分配政策的科学整合和应用，以提升个体共享水平。其次，政府要监督和规范社区间的不合理成本，门禁社区的开放性也就获得了制度基础。门禁社区包含了市场竞争的乱象，使很多消费者付出更高代价甚至无法购买，破坏了社会共享性，需要政府在治理范畴对门禁社区成本进行监督和规范，使消费行为不能带来恶性排斥。例如地方政府通过城市规划和税收调节公众获取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机会，征收地方税（如房产税）来避免“搭便车”现象和收入不平等；通过规划法规和土地使用权法控制可建设用地的供应，防止超负荷使用公共物品，排除不必要的土地开发商，等等。可见，由于门禁社区的封闭性不仅仅是物理隔离，也不完全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因此开放门禁社区不仅是物理开放（道路规划等），更应该是社会开放建构，需要政府的监督和规范。

五、进一步思考中国门禁社区的治理

与西方门禁社区一样，没有社区能够在社会结构之外独立生存，消费结构、差序格局（熟人社会）和社会阶层的变化共同作用于我国门禁社区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城市启动了中央计划工业发展项目，到1957年有超过90%的城市人口被纳入单位中，单位成为城市管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基础单元，由围墙包围的单位大院是当时中国城市中最主要的单位空间形态，当然这种界定了政府特殊管辖领域以及支配社会交往的空间还具有熟人社会共同体的特征。经济改革后，1979—1990年住宅投资负担明显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单位，90年代以来政策改革鼓励职工向单位自主购房（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仍旧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于是形成了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两种住房体系满足不同消费结构需求，最终诞生了新的空间单元——“小区”。可见，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私有化改革和差序格局变化在进一步加深，“社区层面就表现为不同人群向不同地域的集中，由经济上自立的人员所组成的同质居民区已经出现……而需要外部帮助的弱势群体也呈现同样的集中趋势……随着业主委员会等组织走向成熟，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开始成为居民的内在需求”。总之，中国社区起源上的行政安排色彩较浓，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区逐渐侧重自治和共治，同样处于全球化和金融资本运行中的中国门禁社区在走向开放过程中也需要同时兼顾好自我管理与合作治理、生活交往与治理共享的关系。

从社会结构演变视角审视会发现中国门禁社区也是一种表征，并非隔离飞地，那么在治理政策制定中需要从更包容层面去看待门禁社区的发展和开放，不能实施一步到位甚至激进的公共政策，而要寻求社会与门禁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确实有很多观点建议打开门禁、推倒围墙来“开放”社区，提高城市渗透性和社区可达性，很多社区也在发展过程中打破了门禁，但驱动力和效果并不一致。例如南京仙林新村规划中的门禁社区走向了开放，因为居民通过开放封闭的居住空间来缓解生活压力，共享门禁外的公共物品；在成都，因为三线建设时期而形成的门禁小区如今也变得更加开放，但社区老龄化、基础设施匹配落后等治理问题较多。可见，在没有做好宏观规划前，只打开门禁并不会自动生成美好社区，目前中国门禁社区的数量也有增无减。其中产权和物业管理等成本是居民目前不愿意开放社区的重要因素，因为支付较高成本而不想与其他居民分享，那么强制打开社区并非明智的政策选择。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还在上涨的门禁社区偏好与房价，但全球在遭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可能会处于经济低迷之中，在后疫情时代加剧的不平等会被进一步放大。但需要直视的是，门禁社区本身的治理效果欠佳甚至会加剧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相关政策应该平衡这种社区需求与包容性社会治理的关系，政策制定者在开放门禁小区过程中需要从以人为本的政策理念出发，要从长期发展中思考它与区域经济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关系，考虑政策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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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康黛崴